传统上，我国把有害生物的防治称为“除四害”运动，这项工作主要是由各级政府组织的爱国卫生运动来完成的。总结建国以来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历史，对促进我国PCO这一新兴产业健康、有序的发展无疑是十分必要的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，国家面临经济凋敝、科学衰落、文化荒芜的局面，被称作“东亚病夫”的中国人的生命和健康也受到“瘟神”的严重威胁。据资料记载，当时鼠疫波及全国20个省、自治区，1900－1949年间全国共发病115万人，病死100多万人。血吸虫流行区域200多万平方公里，病人1100万以上。其他，如疟疾、丝虫病、黑热病等遍布中国大地，建国前夕我国人均寿命仅35岁。
      面对公共卫生的严峻挑战，如何摆脱“瘟神”的威胁，是党和政府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。
建国不久中央就确定了“面向工农兵，预防为主，团结中西医，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”的卫生工作原则，即“四大方针”。前面三个原则是在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确定的，而“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”是经过总结反细菌战时兴起的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之后确立的。
      当时爱国卫生运动所造成的声势和效果，不仅振奋国民精神，而且引起世界舆论的重视，国际上许多人士初步改变对中国的看法。1952年5月，国际科学委员会在我国各地考察后向全世界宣告：今天，中国正在进行一个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卫生运动，这个运动受到五亿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，这样规模的卫生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。这个运动已经发生的作用，使得由于传染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大大降低了。在我们看来，设想用细菌战消灭这样一个民族不仅是犯罪，而且是徒劳的。
      全国军民、全国各地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作用，不仅在于粉碎了细菌战，也不仅在于使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不卫生状况有了初步的改善，更有深远意义的是，通过爱国卫生运动初步创造出了中国式的卫生工作方法，也就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、经济贫困、卫生落后的大国，找到了一条迅速改变落后面貌和预防疾病的方法。
      1952年12月8日至13日，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召开，毛泽东为大会题词：“动员起来，讲究卫生，减少疾病，提高健康水平，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。”周恩来作了报告。会议确定“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”为我国卫生工作的第四项原则，把爱国卫生运动作为我国卫生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我国爱国卫生运动除政府领导、群众参与以外，专业队伍、专业机构的指导、宣传和直接实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
      1949年10月27日，政务院召开防疫会议，决定采取紧急措施，扑灭察哈尔省北部的鼠疫疫情。当天中央防疫总队成立，先后组编九个大队，派赴各地开展卫生防疫工作。
      卫生部于1949年11月1日正式成立。到1950年底，直属卫生部的专业防疫队有88个、1100人，鼠疫防疫队12个、1400人，卡介苗接种推广人员1600人。各地方还成立了由医务人员参加的地方防疫队。随着社会秩序、人民生活、经济建设的正常化，卫生防疫工作也逐步正规化。建国初期，我国即在部分地区开始试建卫生防疫站，后经政务院批准在全国各地建立卫生防疫站。1983年全国共建防疫站1626个，到1985年发展到3274个。针对一些特殊传染病如鼠疫等地方病、寄生虫病，重点建立一批专业卫生防治站（所），1983年达到1326个。铁路、交通、大型厂矿也建立本系统的卫生防疫站。这些站、所的任务就是通过监测、监督、科研、培训及健康教育来进行疾病控制。
      此后的有害生物防治工作中，一直都存在着专业队伍。以武汉为例，1958年为了配合“大跃进”时的“除四害”工作，从农村招来40余人专门从事消毒、杀虫、灭鼠工作。三年自然灾害后，因精简机构，队伍解散，人员遣返回家。1965年为加强副霍乱的预防工作，组建120人的临时防疫队，除处理疫情、接种疫苗外，其余人员分别安排到省市委、省市政府所在地开展灭鼠、灭蚊蝇工作。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这种做法被作为“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”、“为城市老爷服务的典型”而受到批判，工作停顿。1973年全部人员转为正式工。但防疫队取消，除小部分人员留市防疫站外，大部分被安排到中草药厂、精神病医院、职业病防治院等医疗单位。
与此同时，各区爱卫办、防疫站甚至街道办事处都有为数不多的消毒人员，由爱卫办或防疫站提供药品、器械在辖区内从事杀虫灭鼠工作。

这些专业队伍有如下特点：
一、为控制某种疾病或某次政治运动的某些需要，由行政部门批准组建而成，因而受政治运动、经济状况影响很大，专业队伍往往是“一紧、二松、三垮台、四重来”。
二、无正式编制，工作者为临时工或合同工，缺乏必要的保障。
三、专业队成员社会地位低，大多素质不高，得不到重视和培养，因此多数人不安心本职工作，更不会钻研业务而是找机会“跳槽”，找一个有编制的正式工作。
四、科研投入不足，药品器械几年甚至十几年不更新。
五、提供的服务是无偿的，专业队伍没有按市场化来运作，当然就谈不上企业化管理了。
为提高我国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水平，上世纪70年代末，卫生部组织有关专家，在医学科学委员会中建立了消毒、杀虫、灭鼠专题委员会。其具体任务包括：指导群众性的除四害活动，组织全国性的科研协作，以及为领导部门决策提出参考建议等。几年之后，该委员会将消毒分出，更名为媒介生物学及控制（VBC）专题委员会。在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下，完成了一批项目。通过调查，基本摸清了媒介生物的本底，协作研究了更加科学的适合国情的防治方法，提高了专业人员的技术水平，促进了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发展。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，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，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逐步撤销，媒介生物及控制专题委员会经过调整、充实，作为中华预防医学会的组建支柱之一，成为该学会的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，下分5个学组，从学会的角度发挥作用。1992年，为配合创建卫生城市活动的开展，经民政部批准，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治协会成立，挂靠于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，在指导、宣传、检查、交流和培训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（目前挂靠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）。90年代后期，卫生部批准成立了全国除四害专家委员会，配合与协助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工作。
为促进学科的学术和经验交流，有害生物防治领域公开出版面向国内外的刊物，《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》和《中华卫生杀虫药械》都是中华预防医学会系列杂志。前者创办于80年代中期，原名《中国鼠类防治杂志》；后者创办于90年代，原名《卫生杀虫药械》。此外，还有省级公开发行的《医学动物防治》。这些刊物对有害生物防治事业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。
进入80年代以来，在尊重科学、尊重人才的气氛下，我国的爱国卫生运动更加注重了“科学性、群众性和创造性”，除四害工作水平不断提高。80年代中，首先出现了内蒙赤峰、辽宁大连等整个城市灭鼠“一役达标”的先进典型。此后，流行性出血热的高发地区——武汉成为中国南方第一个灭鼠先进城市。这些典型经验的推广应用，使得全国范围内的鼠密度大幅度下降，有效地遏制了出血热的流行和蔓延。此后全国爱卫会又出台了消灭蚊、蝇、蟑螂、臭虫的标准。进入90年代，国务院又组织了全国性的卫生检查、评比。各地对除四害的重视程度，人、财、物的投入达到了空前的高度，对环境改善，孳生地的治理，卫生水平的提高，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这段时间，国外的先进技术、药物、器械及管理体系不断地传入国内。在计划经济时代，政府发动“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”，对“四害”的控制、发病率的下降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但随着时代的进步、经济的发展，这种由政府（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）发号召、收钱、发药、检查、评比的方式来控制有害生物的做法已经显得越来越不适应了。改革开放推动了我国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由政府行为向社会行为转变，PCO业随之起步。改革开放二十年来，不少爱卫办、防疫站、街道办事处和一些个体、私营业主开展了一些杀虫、灭鼠的有偿服务，PCO在中国诞生了。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营造了一个有利于中国PCO发展的环境，这是中国PCO得以生存并将得到发展的社会条件。近年来国内的卫生杀虫药械，无论是品种的数量还是产品的质量都有了长足的进步，这为我国PCO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。目前在我国，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是扩大就业的一种好办法，也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。而中国PCO的社会需求、市场潜力特别巨大，有许多尚待开发的领域和空白需要填补，如果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来扶持PCO的发展，无疑会对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维持社会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。就中国而言，PCO是一种技术含量高、管理要求严的迅速发展的新兴产业。由于PCO公司的出现只是近几年才有的事，严格地说，还没有一家从技术、规模、管理、服务质量上称得上合格的PCO公司，更谈不上有规范的PCO行业。因此，加入WTO，将会对我国刚刚起步的PCO产生极大的冲击。而目前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地方保护主义作祟，不少地方卫生行政机关、学会、协会、企业的职能不分，形成行业垄断，禁止外来公司进入管辖地区从事PCO服务，有的还以是否购买上级指定的药品器械作为评先进、达标的条件，这些势必阻碍我国PCO的发展。总之，我国PCO目前的主要问题是：
一、从政府部门的管理角度看：法规不健全或不配套，执法和监控的力度都不够；
二、从PCO从业公司、从业人员来看：企业规模小，层次低，人员素质及服务水平差，服务手段落后，企业管理水平低。
如果说今后几年乃至十几年将是我国PCO产业飞速发展的关键时期、黄金档，为使其快速、健康地发展，必须采取一些积极的对策。
一、首先需要更新观念
要把创建卫生城市中的除四害作为一个产业来抓，推动PCO的发展，使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尽快形成“人大立法，爱卫办组织协调，群众参与，PCO公司实施，防疫站监督”的格局；同时抓住我国加入WTO后服务业全面开放的时机，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，引进资金，引进人才，引入竞争机制，借以提高我国有害生物防治的水平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。
二、加快对发展我国有害生物防治业的立法工作
应明确规定所有单位，特别是食品加工、餐饮、饭店、旅游业不得出现有害生物造成的危害，必须有专人从事此项工作，否则必须请专业公司来承担任务。同时还应规定从事有害生物防治的公司必须具备一定资质，方能持照营业；从业人员应具有规定学历，经专业培训合格才能上岗服务。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：打破行政部门利用手中权力搞行业垄断的落后局面是至关重要的，非如此别无生路。
三、建立有害生物防治专业队伍的资质审查制度
建立有害生物防治专业队伍的资质审查制度是十分必要的。有害生物防治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，使用的药物一般有毒，使用不当，甚至使用国家禁用的药品将会直接威胁到人民的生活和健康。资质审查、持证上岗才能保证PCO公司的服务沿着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。卫生防疫部门可对餐饮、加工业进行监督检查，同时对PCO公司，无论是其资质还是控制效果都进行监督，并会同大专院校对从业人员进行专业培训。
四、规范行业行为，强化PMP行业协会
PMP公司的生存和发展，关键是个管理问题。具有专业资质的公司，要加强内部培训，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。行业协会可组织会员之间的管理经验交流，与相关行业机构的学术交流，组织开拓PCO业务范围（如白蚁、农业害虫防治）的活动。行业协会更应该通过种种活动教育会员规范自身的行业行为。
五、抓住中国加入WTO的机遇，尽快开放中国PMP市场
开放我国PMP市场，欢迎国外PMP公司进入中国，对于提高我国PMP行业水平会有帮助，正如肯德基、麦当劳的进入促进了我国快餐业的发展一样。
我国从事有害生物控制的专业技术人才不少，在长期的爱国卫生运动中，作出过令人瞩目的成绩。我国的杀虫药械近年来进步也非常快。如国内研制的生物灭蟑胶饵和生物灭蟑药盒，就含有世界领先水平的蟑螂病毒，是十分理想的控制蟑螂用品。当然，我们的药品、器械，乃至对有害生物的综合防治观念（IPM）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一段差距，如我们的常量喷雾器一般只有一个喷头，无法进行线状喷药，喷头可调性差，一调即漏；有些电动喷雾器对环境要求太苛刻，雾粒直径太大，射程太短，都直接限制了它们的推广和应用。我国PMP要向前发展，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。只要我们更新观念，加快立法步伐，加强管理，把现有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组织协调好，我国的PMP产业必将迅速发展壮大。